女性到底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写作？伍尔夫在1928年十月的两次演讲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她认为一个想写小说的女性需要钱和属于自己的房间。不幸的是：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过去了，伍尔夫提出的问题似乎仍未过时，因为想要写作的女性仍然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英国女性作家德博拉·利维（deborah levy, 1959- ）在她的自传三部曲中尝试从个人经历出发回答这个问题，而且她给出了一份来自21世纪的答案。
2013年以来，利维出版了三本讨论生活和写作的随笔，分别是《我不想知道的事》（2013年）《生活的代价》（2018年）和《自己的房子》（2021年）。这三本书被利维称为“生活进行时自传”（living autobiography）三部曲。利维的法语译者赛琳娜·勒华（céline leroy）将其译为“移动中的自传”（autobiographie en mouvement）。我觉得两种说法都有道理，因为这三本书分别对应的是利维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所面对的生活。利维在接受法国文化广播电台时曾说：《我不想知道的事》是她四十多岁时写的，讲述她如何从一个难以开口大声说话的小孩变成了一个能发声的作家的过程。《生活的代价》是五十多岁时写的，当时利维刚离了婚，搬到北伦敦的老式公寓。《自己的房子》是60岁时写的，利维的两个孩子之一——她的大女儿——去上大学，不再跟利维住在一起，利维也开始频繁去其他国家旅行和居住。正如利维所言，这些书不是在事情结束以后写的，而是写于“生活的风暴之中”。
《我不想知道的事》英文版封面
说出来不等于说得大声
利维并没有选择沉重的笔调书写她所经历的变故，而是把这些沉重的东西写得很轻。在《我不想知道的事》的开篇，利维住在马略卡岛的简朴旅馆，她是去那儿写作的。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利维在餐馆跟一个在岛上经营杂货店的中国男人拼桌。中国男人会讲西班牙语和法语，但是英文不太好，他问利维是否会讲中文。利维说不会。他又问利维是否会法语或西班牙语。利维也不会。中国男人感慨：“你们这些英国人怎么都不会外语？”利维反问他：“确实如此。可是你知道吗，我也不完全是英国人。”利维开始跟中国男人讲述自己的身世，叙述由此展开。在这三本书中，利维多次采取相同的策略，即在与他人的对话框架内自然地推进叙述。通过这种既隐秘又轻松的方式，利维说出了她的来路。
1959年，利维出生在种族隔离制度仍存在的南非。她的父亲出生于一个从立陶宛到南非的犹太家庭，是一个历史学家。他是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的成员。他反对种族隔离制度，支持所有人不分肤色和种族享有平等的人权。利维5岁时，她父亲作为政治犯被关入监狱。在利维的父亲入狱期间，利维的母亲靠当打字员养家。正是在这段时间，利维发现自己无法大声说话了。后来她被送到教母身边，进入修女管理的修道院学校。利维9岁时，父亲出狱，她随家人到英国，从此在英国生活。她逐渐适应一个新的国家，适应英国的英语，适应自己的新身份。这些事情中的每一件都足够沉重。利维确实“不完全是英国人”。正如利维所言，那些不想知道的事其实是已经知道但又不想近距离审视的事。
《我不想知道的事》2013年诺丁山出版社版的副标题是“对乔治·奥维尔1946年出版的《我为何写作》的回应”，2013年布卢姆斯伯里出版社版的副标题是“论写作”。说到底，利维讨论的是她作为一个作家的来路，即她是如何成为一个作家的。这种来路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个人经历，另一方面是思想层面的来路。十五岁的利维既希望变得跟其他英国人一样，又渴望成为作家。她通过阅读模糊地了解到法国的诗人和哲学家都坐在咖啡馆里一边喝浓缩咖啡，一边写自己有多么不开心。可是她当时生活在伦敦的西芬奇利（west finchley），那边没有这样的咖啡馆。她开始在餐馆的餐巾纸上涂写。后来利维写剧本，出版小说，获了奖。她认为写作的关键是要找一种与自己的声音足够接近的声音。波兰演员佐菲亚·卡林斯卡（zofia kalinska）的一番话给了利维很多启发。1988年，利维受邀去克拉科夫写一篇关于卡林斯卡出演的戏剧的稿子。在排练现场，卡林斯卡跟一个年轻女演员说：“说出来不意味着要说得多大声，而是要感觉自己配得上表达一种期待。”而利维正是在写作中践行这一点。重要的是发声，是把事情说出来。